文言文、白话文,只要想读,就是好文

2020-07-12

文言文、白话文,只要想读,就是好文

书中没有黄金屋,书中没有颜如玉,书中只有一条幽径,通向未知的、神祕的、趣味藏无尽的世界。我不知道是否开卷有益,只知道开卷有趣,十分有趣啊。

教过一年书,私立高职工商科,一週二十七堂国文课,二、三年级,五个班。

没有道具,不会创意教学 ,只靠一张嘴,以及刚退伍的年轻憨胆。有点困扰的,不是备课,不是如何以白话译解文言文,而是如何让同学不要睡着,如何撑到下课。

来私立职校就读的,大部分是联考成绩不如人意,从普通高中,从公立高职,退而求其次进来的,可想而知与教科书的感情、默契不是那幺好。面对不在生活圈里的大量文言文,必然辛苦。如何让他们吸收,进而应试,成绩不要太差呢?

我必须从学生的角度设想授课内容。有些理所当然应该知道的,他们不一定知道;有些自己感到有趣的,他们不一定觉得有趣。毕竟我是文言文一路读上来的人。从国中、高中,到大学中文系,从国立编译馆课本到《古文观止》、《昭明文选》、《古文辞类纂》,一堆文言文读下来,不敢说不难,但个人感觉比洋文容易多了。然而也始终觉得,不少篇文言文,有意义,但没意思,每篇承载着千百年叹息,并不适合中学生阅读、背诵。但老师必须教这些课文,学生必须读这些课文,教科书是国立编译馆指定本,仅此一家,联考题目从课本里出来。

想到要他们读某些课文,如〈泷冈阡表〉、〈祭十二郎文〉、〈劝学〉等,就好生为难,但那时还是戒严时期,虽然稍为鬆绑,但党国体制基本盘还维持得住,不会有学生表达异议,不会有大人帮学子发声,或许那时大家认为古代文章当然要多读,要多诵读发扬忠孝节义与民族精神的文章,但无论如何,想办法让学生读懂,这是国文老师的天职。也只能这样。

以前课本也有白话文,但那是不用教的。我从学生时期就不曾上过白话文,任课老师叫一两位同学念课文,念完表示上过了。从当学生到当老师,白话文都自动略过。白话文不用教,没有人在教。一来相对简单,一来没时间,赶课是每个老师的梦魇,因为每课文言文都要花相当多时间。

而那时候的白话文,说实在,也不用怎幺教,太白了,白如清水,清澈见底。

从我中学时期到日后教书,选文大致不变,没有现代文学,没有技巧高妙、形式创新的现代文学作品,读到的尽是罗家伦、胡适、梁启超、蒋经国、陈之藩等大老作品。我还记得我教书那年,出现一课以前没见过的文章——董作宾的〈飞渡太平洋〉。

那时很信奉余光中的散文创作观点,他说,他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,炼出一颗丹来。「我尝试把中国文字压缩,锤扁,拉长,磨利,把它拆开又併拢,拆来且叠去,为了试验它的速度、密度和弹性。」因此见董作宾以白描手法,写搭飞机、看窗外蓝天等事,顺畅有余而文采不足,且无深厚意涵,不免摇头不满。

董作宾是甲骨文大师,非文学作家,不以创作见长,为何特别选他的散文?我直觉主其事者是他的弟子或崇拜者。那一学期我因为是菜鸟,被指派作创意教学示範,我一度考虑砲轰这篇,让同事、上级眼镜跌碎。也因为这个因缘,对此文印象深刻,多年不忘。

以前大学中文系念的是古书,不及现代文学。幸好本校系的系主任年轻时候是文艺青年,稍为重视新文学,但也只能开一堂选修课「新文艺批评」,任课老师是痖弦,时任《联合副刊》主编,编务繁忙,很少来上课。但也没办法,系主任说,要借重他文学刊物编辑的资源。这门课程只一学年就停开了。我大四那年,学弟妹们有了一堂「现代文学」选修课。老师是知名的官夫人,偶有散文见报。她上了一学期,一位诗人学弟退选,问教了哪些?他说,还在朱自清。我听到几乎昏倒。

试想,若大学不上现代文学,平时又少接触,为人师时碰到课纲重大改革,以致白话文增多,选入者又多现代文学,如此从何教起?

幸而时代在转变,文学系所不再唯古是尚,能以眼角余光观看现代。而现在教师其实没有如一些人所批评的那幺逊,勤于阅读现代文学、甚至本身创作的老师也不少,国文课本选文也不像以往那幺古板而铁板。同学透过课文知道好多当代作家,这不是当年可以想见的。

这些现代文学作品,这些白话文,是不是略过不教?或者一堂课打发过去。恐怕不是。从作品到作家,结合时事,延伸到生命情境,都是教师可以传授,同学可以讨论的。

这就是选文的重要。同样白话文,怎幺选,是一大学问,文言文也一样。

这次文白之争,最终结果若文言文比例不降,只好寄望选文,让诘屈聱牙的、艰涩难解的、食古不化的,从课本里消失。课文所选的篇章,不是有意义就好,最好有意思、有意趣,让学生阅读有意愿,不必背负使命,不必承接乡愁。文言文、白话文,只要想读,就是好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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